20世纪50年代苏联支持海南农垦发展橡胶的首批运输车。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翻拍

11月11日，海南橡胶事业开拓者葛其铮、张义俊、高明环、梁继兴、罗伯业、王秉忠6位八旬老人相约海口。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1953年，华南垦殖局给橡胶事业开拓者颁发的奖状。 资料图片

 

    海南橡胶·难忘的激情岁月

    1950年代，中苏之间在天然橡胶问题上展开合作，成为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早、最大的项目之一。

　 为此，中方根据苏方要求决定在2年内完成750万亩橡胶定植的总目标。华南垦殖局提出1952年就必须完成开荒500万亩的艰巨任务，其中仅海南岛上就要拓殖200万亩。

　　为迅速进行植胶土地勘测，1952年2月林业部紧急动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金陵大学等11所大学的植物系与森林系师生共503人，包括教授、讲师、学生组成8个勘测调查队，前往华南勘测适合橡胶种植的土地。

　　“60年前的事，现在还历历在目啊。”今年83岁高龄的葛其铮老人，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就在海南农垦系统工作，几十年风风雨雨下来，他一提起1952年的那一次在海南岛上的大调查还是如数家珍。

　　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橡胶等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为此，党中央决定快速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事业。1952年2月，中央政府政务院从全国9所学校抽调在校学生六七百人，在海南岛和粤西南地区勘测适宜橡胶种植的土地。这就是在中国橡胶史上赫赫有名的“华南垦殖调查”。

　　500师生激情高扬

　　据《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作者沈志华介绍，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与其盟友便立刻禁止向苏联出售橡胶。而中国也于1951年5月18日被联合国决议实施贸易禁运，英国与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对华橡胶禁运的力度。斯大林来电希望中国迅速发展橡胶种植，且至少要达到年产量20万吨。

　　中科院已故院士阳含熙曾撰文记录了当时情景———

　　1952年2月底的杭州乍暖还寒。一天，林业部派人来到浙江大学，传达中央征调农林专业师生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垦殖勘测工作的消息。

　　“这顿时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巨大‘骚动’。”葛其铮记得，在动员大会上，师生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争先恐后地签字报名。有个女生孩子不到半岁，但她坚持要去参加勘测，不得不给婴儿断奶，在途经长沙时将婴儿交给外祖母。

　　此时，国内抗美援朝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保家卫国、为国奉献青春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心中汹涌澎湃。

　　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学生王秉忠说，实际上当时这个“垦殖调查”究竟是什么任务，谁也没有搞清楚，因为会上没有解释说明。“为什么呢？可能是保密的原因，或是根本不了解。反正我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是不会错的。”

　　当时，前往华南的共有11所大学的植物系与森林系师生503人，由教授、讲师、学生组成了8个勘测调查队。

　　1952年3月4日，全体师生长途跋涉抵达广州后，在广东省委礼堂亲耳聆听了当时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叶剑英的报告。叶剑英当时主要讲了两点：一是讲发展橡胶的重要性，二是亲切地提醒大家，要注意挂好蚊帐，不要给蚊子咬了染上疟疾，还要勤冲凉。

　　美景与艰辛共存

　　“我们在湛江被分为两拨，一拨留在粤西南做调查，一拨去海南，我分在了海南以浙大师生为主的第七队。”葛其铮说，当时阳含熙是队长，负责琼山、文昌两县的勘测设计工作。

　　在阳含熙的回忆文章中，再现了当时海南岛北部的美景———

　　站在海南北部的玄武岩台地顶部，四望是仿佛无际的草地，微风吹过，白色的花序起伏波动，一米多高的灌木开着桃红色、白色的艳丽花朵，偶尔草丛中飞起一直鸣声啁啾的小鸟，直刺蓝天……

　　垦殖勘测的艰苦却与美丽的海南景色形成了鲜明对比———

　　野外工作开始后，大学生们每天都要抱一大捆竹子、木桩、测绳，早出晚归。因为测量时首先用经纬仪测好2条互相垂直的基线，再在角线上插上竹竿，即按三点成一线的原理延伸，边插边量，交汇成300亩大的网格。这种测量方法名叫“方格控制测量”，方法简单易行，且不需要太多仪器。

　　“蚂蟥拿来当裤腰带。”这个看似戏言的话，在金陵大学森林系的许添森看来却不算太夸张。他记得自己在测量水田时，突然几条蚂蝗蜂拥而至，“个大无比、伸长盈尺，回缩粗若自来水笔，三两个伸缩就游到我的大腿边。”他惊恐地跑开，没想到人到哪里蚂蝗就到了哪里，害得他老跌跟斗，一天跌了20多跤！

　　山里邂逅野猪对于他们来说也不罕见。有一次，葛其铮的同学汤作冲等人正在勘测时，蓦然发现正前方树底下站着一头几百斤的大野猪挡住了去路。束手无策时，大野猪突然怒目扑将过来，幸亏同来的民工有经验，大家一起发声大叫，拿起各种“兵器”乱舞，才将野猪吓跑。

　　更夸张的是一个同学有次从野外工作回来时，发现衣服口袋里钻进了一条小蛇，吓得扯下衣服就跑。

　　与工作上的困难不相上下的是生活上的困难。每天只吃两顿饭，住的是草棚，洗澡是男女混用的澡堂，女生洗澡时必须有专人站岗。更让人忍俊不住的是“飞行厕所”。因为他们下到农村，找不到农民家的厕所，方便只能露天解决。由于每天测量工作都会换一个地方，于是王秉忠将其命名为“飞行厕所”。

　　然而，有的地方去方便时必须带上一根棍子。因为散养的猪到处觅食，甚至会把人粪当食料。这样，这边人在方便，那边一头猪哼哼着在屁股后兜圈子，有时还会有两头或更多的猪，形势就更紧张了。

　　即使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段日子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每天清晨，他们迎着朝霞出发，一直干到黄昏，才背着晚霞收工而归。晚上又得继续加班整理资料、绘图，一段时间下来，这些“白面书生”都成了非洲黑人。“我们并不觉得苦和累，似乎总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王秉忠说。

　　载入中国橡胶史册之举

　　海南的勘测工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华南垦殖局号召他们志愿报名参加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时，大家都义无反顾地报名了。可是由于名额有限，不能每个人都留下。

　　7月1日公布了第一批志愿留下的人员名单，葛其铮和王秉忠都是幸运儿，他们看到自己榜上有名，都十分兴奋。

　　不能留下的不免有些沮丧，许添森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志愿留下的名单上我榜上无名，我就留下来等第二批志愿者公布，没想到还是没能上榜，不免惆怅。只有返校静候统一分配了。”

　　幸运的王秉忠还有更大的幸运。

　　“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与终生事业，都与海南岛红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老伴董建华和他是同校的同学，但在不同的系，在校时根本不相识，但因为一起来海南参加勘测，一起留下来，最终结下一辈子的姻缘。从此，他俩就再没分离过，一直在这块红土地上，为祖国热带作物教育和科学事业并肩耕耘。他俩1955年结婚，至今早已超越了金婚阶段。

　　像葛其铮、王秉忠、董建华一样留下来为海南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还有很多。而他们这一次垦殖勘测早已载入中国橡胶史册，留下了丰富的成果。

　　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参加了海南岛的这次勘测后，撰写了《橡胶树概论》专著，成为指导发展橡胶栽培的重要著作。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已故老一辈资深教授、研究员曾友梅参加勘测后，制定了橡胶发展计划，为中央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提供了科学的客观依据。

　　在为期几个月的勘测中，各地的师生们都对海南当地老百姓的勤劳、淳朴、善良印象深刻。

　　许添森记得，在琼海水东场（今东红农场）勘测时，口渴难耐的他们到农家讨水喝，热带的夏日病菌衍生，而农家却不备开水，只喝生水，他们自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在缸中舀一瓢生水又撕破几个黄皮泡在其中，称这样就不会拉肚子了。“这样的水又酸又甜，而且回去果然没有拉肚子。”他说。

　　在热带骄阳之下走了几个小时，他们又累又渴。中午的农家常常只有老人和小孩，但老人却会叫小孩爬上十几米高的椰子树摘椰子让客人喝，喝完水椰子肉还能解饥。每次享受到这样的招待后，总要经过几番退让，才能使当地淳朴的人们收下一点钱。